金领速配
▲阿明在去钟表城的路上 图/本刊记者 欧阳诗蕾
多年的流浪救助工作让王连权看清了一个现实：社会支持系统往往“遇强则强，遇弱则弱”。真正的转变始于自我改变的勇气，“我们在接触服务对象的过程中，很多人说，只有自己能够帮助自己。只有想开了，生活才会过得更好。”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田璐铭 发自广州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开向钟表城的三轮车
阿明开着改装的电动三轮车，开始了“打赏巡游”。2025年8月的一天，下午3点，他穿梭在广州站西钟表城——这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钟表专业市场之一。狭窄的街道上，搬运工推着成摞的货物，揽客的店主挤在路边，各种肤色的外国顾客穿梭其中。
37岁的阿明身患佝偻病，身体几乎陷在座椅中。三轮车缓缓前行，车座粘的两只小蝴蝶轻轻闪动——这是他特意网购的装饰。他与街上的许多商铺早已熟识，老板热情地跟他打招呼，他昂头回应，车上音响飘出的中东音乐，一度盖过街头的嘈杂。车头挂着外语招牌：“Music order song，Music performance，Reward money，Thank you !（点歌，音乐表演，打赏，谢谢！）”
一位路过的黑人被音乐吸引，随着节奏朝阿明起舞，阿明笑着互动。另一名外国人拿起手机几次凑近阿明的脸，想给另一端的人看阿明的样子。阿明躲避几次后，摆手拒绝。还有人默默举起手机扫车上贴的二维码，转账一百元。大多数时候，阿明都笑容灿烂地迎接朝向他的手机镜头和好奇的脸，他不说“乞讨”，更喜欢说“打赏”。
阿明1988年出生在华中地区，是先天性软骨病患者，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佝偻病，生活难以自理，需要他人长期照顾。他从小害怕成为家里的累赘。十六七岁时，他决定离开家乡去外面闯。最初，他想去北京，但担忧北方的寒冷，最终选择了温暖的广州。
2006年夏天，18岁的阿明拖着父亲工友焊制的一张铁椅子，瞒着父母偷偷登上开往南方的绿皮火车。第一次到广州，他在广州东站迷路，夜里想在护栏上挂吊床过夜，被一位出租车司机劝到救助站，很快被救助站送回了老家。2007年，第二次来广州时，阿明学会了在城市中“隐身”：白天，他坐在人流多的寺庙门口，有流浪的人教他如何“摆摊”——也就是乞讨；晚上睡在隧道里。
如今，他与一位来自江西的盲人合租在白云区城中村的一间小屋，每人每月交200元房租。屋子虽小，但厨房和卫生间俱全，被他收拾得干净整洁。阿明格外在意自身的干净，唯恐身上有异味被人厌恶。楼与楼之间紧挨着，楼道常年潮湿，偶尔飘来炒菜和下水道的味道。同住附近的还有几位乞讨流浪者，大家经常串门聊天。
阿明从这里出发，驾驶电动三轮车穿越市区的车流。近10公里的车程对健全者已是挑战，对他来说更是体力和意志的考验。18年来，他的出行工具不断进化：从手工滑板车到三轮车，再到如今加装音响、蝴蝶装饰、英文招牌的改装版电动三轮。
阿明每个月得到的打赏多为一千元左右。他不收贫困者的钱。“有个捡废品的阿姨，每次见她都拎着空瓶子，哪怕她给我一块钱，我都拒绝。她自己都辛苦，我拿她的钱心里过不去。”
“别人喜欢我的音乐表演，愿意尊重我，打赏我一点，我拿着也心安。”出门前，阿明在城中村的家里对我说。阿明常常遇到想采访他的人，其中有拍纪录片的人，也有做调研的大学生。他明确拒绝“励志”包装：“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我，做坚强的自己。我不想当网红，也不想当公众人物。能在广州这样的城市有个落脚的地方，我就满足了。”
在广州，王连权是少数真正走进阿明生活的人，也是阿明口中的“在广州爱我的人”。王连权是“70后”，是鼎和社工团队的社工，比阿明年长十来岁。在王连权看来，阿明是一个敏感、自尊心强的人，也不容易走近。但经过九年不弃的陪伴，他以尊重和耐心融化了隔阂——阿明从最初的戒备到如今视他为友。
▲王连权在阿明的家门前 图/本刊记者 欧阳诗蕾
绿色背心
2016年年初金领速配，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城中村，天气湿寒。王连权第一次见到阿明时，阿明戴着帽子和手套，脚上却只有一双拖鞋。他坐在三轮车上，车把上挂着乞讨用的塑料水桶。
王连权察觉到阿明的警惕。他上前攀谈，但每次都以阿明的沉默和离开告终。早出晚归、骑电动三轮车、生活难以自理、始终高度戒备——这是阿明当时的特点，聊起身份证或残疾证，他总找借口回避。王连权只好在阿明的档案里留下一个昵称，“大头”。这是他对阿明唯一的了解。
对于阿明的封闭，王连权并不意外。2015年，在政府购买服务的支持下，王连权与鼎和团队的同事们开始全力投入流浪救助，但遇到的大多数流浪者都不愿开口，像阿明这样只记录了昵称的档案不在少数。
在流浪者眼中，社工面目模糊。2015年，广州涌现出许多做流浪救助的团队，社工是做什么的、有什么目的，许多流浪者并不清楚，甚至有些抗拒。
阿明记得，十多年前，他突然在街头遇到各种各样的“背心”。不同的流浪救助组织的社工和志愿者在工作时会穿各种颜色的背心，红色、白色……王连权则每次都穿着绿色背心。与不同的社工和志愿者打交道时，阿明逐渐分辨出几类“背心”：一是驱赶型，见到流浪者就撵，没有任何沟通；二是派发型，主要发生活物资，很少主动关怀；三是关怀型，嘘寒问暖，愿意长期陪伴，并解决实际困难；四是宣传型，为了拍照应付领导、刷存在感，“假心假意”地嘘寒问暖，专门来蹭“合照”。
阿明反感“宣传型”：“他们就是利用我们这个群体的苦难来营造自己的人设，我觉得，作为残疾人，不到万不得已，谁会选择靠乞讨过活？”阿明看到过一篇公众号文章，讲某公益团队揭露“欺骗式”乞讨的报道，配图是他乞讨的照片。阿明觉得又气又委屈——这个团队原本是他最认可的。
阿明分不清不同颜色的背心分别对应着哪个机构，但他记住了那抹常见的绿色。连着一年半，他每周都能见到王连权和他的团队，“一般的骗子不会天天来。”阿明对他们的印象稍有改观，却依旧不主动理会。
2017年的一个暴雨夜，正在路上堵车的王连权接到了阿明从银行ATM机隔间打来的电话。雨声密密地敲打玻璃，在广州乞讨十年的阿明突然感到十分孤独。平时，阿明都向外界展现出积极乐观的一面，遭遇不公和鄙视时也凭自尊硬撑，但看到自己在广州认识的人渐渐小有成就，他有一点高兴，也感受到无望和压力。他打通了王连权的电话：“我不想活了。”
电话那头的王连权敏锐地察觉到，阿明可能会因话费而仓促挂断这次难得的交心，于是找借口挂断了电话，又马上回拨。“那晚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阿明回忆，“我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有文化，有层次，我跟他说话，不用每句都解释半天。”从那以后，王连权成了阿明唯一信得过的人。只要遇到难事，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拨那个号码。
王连权帮阿明打过一次官司。2023年10月的一个下午，阿明骑着三轮车过马路时，被一辆汽车剐蹭，整个人被撞出去。他的额头被撞破，当场血流不止。那辆汽车买了保险，对司机而言赔偿并非难事。然而，因为阿明的身份，对方指责他在“碰瓷”。
车祸当天，阿明只给王连权打了电话。直到第三天，阿明才第一次联系家人。“我找律师就是为了那一口气，证明我不是碰瓷的。”阿明说。王连权帮他找到公益律师起诉。后来，司机同意庭外和解。钱不多，但阿明觉得舒了一口气：“这事让我明白，有时候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一个人活着的尊严。”
“这样的事情并不少。”王连权说。“我觉得这里面是有歧视的。”
▲阿明住的城中村环境 图/本刊记者 欧阳诗蕾
“外展”
就业，是王连权与流浪者谈论最多的话题。他希望流浪者能通过工作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不再标榜和自嘲“天地是我家，吃饭靠大家”。他曾劝阿明去做点小生意，这一计划被车祸打断；他也帮助另一位流浪者阿涛进入电子厂，并连续工作七个月——创下他帮扶时长的纪录。
2017年春节前，阿涛还在靠露宿和救助站生活。他主动向王连权及其团队打招呼，“现在就想找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不想再过这种生活了。”从2021年起，阿涛一直在工作。2024年大年三十，王连权和同事收到阿涛发来的新年祝福，如今他在广州的一家物流公司做保安，“新年加班有三倍工资！”
“可以跟流浪者一起吃饭，但不要一起喝酒。”这是王连权的工作原则。流浪人员中，酗酒是普遍现象，喝过酒的流浪者往往与清醒时判若两人。遇到醉酒者，王连权常会主动避开，防止骚扰和谩骂。他更倾向于用另一方式打开对话：递一支烟，从烟的产地开始，聊到流浪者的家乡。
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广州有的寺庙附近香客熙攘，吸引了不少流浪者在此聚集，王连权和同事总会准时出现，进行“外展”工作——“外展”是社会工作的专业术语，意指走出服务机构、主动深入街头，去探访那些散落在城市角落的露宿者。
他们的足迹遍及流浪者常驻的角落：白天在车站、桥底、隧道，夜晚常在骑楼下面和小公园。“他们一般会在角落里不太明显的地方。”每个星期，王连权和同事至少要出两三次“外展”，前往各种角落探访流浪者。岭南冬天湿冷，每到寒潮来袭，他们“外展”的频率会更密集。
双肩包是社工“外展”的标配，除了流浪者主动提到的物资，双肩包里还有水、八宝粥、方便面、牙刷、毛巾、T恤……夏天还有清凉油和蚊香。除了生活物资，包中还会有一大包抽纸——聊天到伤心处，流浪者会流泪甚至嚎啕大哭。每次与流浪者聊天，王连权都会蹲下或坐下，绝不站着，“时间长了，建立了一种信任，他们才愿意交流，愿意讲真话和真实想法。”流浪者有时会拨打服务卡片上的24小时热线，说出自己需要的物资，等他们下一次“外展”时带来。
街上的流浪者中，有迫不得已短暂流浪的人，也有长期流浪、与团队相熟的人。从业10年来，王连权发现，街上出现陌生面孔的频率越来越低。团队在街上发现露宿者时都会建档跟进，碰到有些人打散工，并不以乞讨度日，也为他们建档、帮他们找工作，“我们担心长期失业后金领速配，他们就变成了流浪人员。”
骗子常常混迹在流浪者中。2016年春节期间，王连权在广州火车站附近“外展”时，遇到了两个拿着“攒足路费”牌子的外国人。王连权的长期跟着团队做志愿者的女儿上前询问，“如果有需要，你们可以向领事馆求助。你们的护照过期了吗？”察觉到骗术被识破，两个外国人匆匆离开了。讨要路费、假扮孕妇，都是乞讨者中常见的骗术，王连权会格外留意。
在王连权的微信列表中，有一百多个流浪者。十年的流浪救助工作期间，王连权上千次走上街头，与他们相识、相熟，再目送一些人归家，就业，重启人生；也尊重另一些人选择留在街头，继续漂泊。
▲阿明住过的地下隧道，还曾在这里遭遇偷窃 图/本刊记者 欧阳诗蕾
“能救助一个人就好”
多年的救助工作让王连权看清了一个现实：社会支持系统往往“遇强则强，遇弱则弱”。 “一个人的能力越强，得到的支持就越大，就能连接到更好的资源；而能力越弱，得到的支持就越弱。”
流浪的成因复杂，每个流浪者的过去盘根错节。王连权深深领会到外在援助的局限。真正的转变始于主动伸手和自我改变的勇气。“我们在接触服务对象的过程中，很多人说，只有自己能够帮助自己。只有想开了，生活才会过得更好。”
此前，王连权曾遇到过家庭矛盾尖锐的流浪者。遇到这种局面，他总是难以释怀，“无能为力的时候还是较为常见的。”与流浪者小李在广州相识的第十年，王连权终于通过小李的堂哥联系到了他在广东打工的父亲。父子两人同在广东，小李却不知道父亲的电话号码。最后还是王连权打通了小李父亲的电话，说：“你的儿子和我在一起。我找你没什么目的，你们能不能见个面？”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随即挂断。继续拨这个电话，始终无人接听。王连权松了口气：电话还能打通，说明对方没有把自己拉进黑名单。“我就有信心了。”王连权说。给流浪者的家人打电话时，这样的情形再常见不过：先被挂断，再被拉黑。电话能打通，至少还有一线沟通的可能。
起初，小李有稳定的工作。偶尔失去手头的工作，他便外出流浪，直至找到下一份工作。渐渐地，小李放弃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流浪逐渐成为他生活的常态。随之而来的是日益恶化的家庭关系：小李的母亲早逝，因为宅基地分配的问题，他与父亲已经不和许久，与哥哥也并不和睦。“无所事事，愈演愈烈。”王连权描述道。
王连权留意到小李自我伤害的倾向，一直放不下心，“他潜意识里可能有一种想法，让他自己——他爸爸的儿子，活得越惨越好。”但王连权又怀有期待。王连权打电话时，小李在一旁欲言又止，“他像刺猬一样，想要拥抱对方，但要讲和时又拼命地放弃，把自己裹得紧紧的。”直到现在，王连权还在跟进小李的个案。他不指望父子两人完全和解，但还有坚持的信心。
“调解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王连权说。社工往往无法切入到流浪者的家庭内部，即便联系到流浪者的家人，修复破碎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关系也漫长得难以想象，让流浪者返乡更是难上加难。
让流浪者迈出返乡的一步并不轻松，许多人即便被救助回家，不久也会回到街头，反复流浪。
2018年，王连权和团队在一处铺设河涌管道的工地找到了阿英——她和两个女儿就住在直径两米的水泥管里。社工们在方圆几十公里内寻找，最终在一处小山坡的树下找到了正在给孩子们读漫画书的阿英。母女三人头发蓬乱，各自穿着不同颜色的拖鞋。
当社工走近时，阿英立刻露出警惕的神色。有人递上玩偶给四岁和六岁的孩子，阿英却一把夺过来，掂量着说：“太小了，太轻了！”沟通困难重重。“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是工地的人吗？”阿英挥手驱赶在场的社工，“你们不懂，你们赶快走吧！”她紧紧拉着两个女儿的手，像是随时准备离开。
众人尝试联络阿英的家人。此前有记者拍下过阿英的身份证照片，凭借照片上的信息，社工袁娟娟辗转联系到阿英的广西户籍地派出所，联系到了阿英的姐姐。“接到袁社工的电话时，我们广西老家的派出所民警不相信寻亲之类的解释，以为遇到骗子套取个人信息，强调必须发送正式公函才能帮助查找家人的联系方式。”阿英的姐姐回忆道。社工们在现场拍下照片，又把电话交到阿英手里，让派出所确认信息，这才打消了疑虑。但在众人放松时，阿英却带着两个孩子悄悄离开了。
几天后，阿英母女三人出现在医院的急诊室，她们是为避暑热前来吹空调的。得知妹妹的下落，在中山打工的阿英姐姐放下工作，赶来广州。她已三年未见过妹妹。几年前，阿英因精神分裂症离家出走，带着两个女儿，从此杳无音信。医院里，阿英情绪起伏，提出要回老家。社工团队为阿英支付了救护车的费用后，姐姐带着她们母女三人回到了广西老家。
回家一个月后，母女三人再次失踪。孩子们正值学龄，流浪也无助于阿英的康复。为了让阿英安定下来，团队为阿英一家提供了专项基金，陆续打进阿英姐姐的账户，已有1.3万多元。还有一家商会承担起母女三人后续每月的资助金。姐姐返乡照料后，阿英不再外出，还能做些家务。“这些默默的关爱，让我对返乡照顾妹妹一家人无怨无悔。”阿英的姐姐说道，她不时给社工团队发来最近的视频：院子里，阿英在洗衣，放学的孩子们围在身边，比流浪时高了许多。
流浪者返乡之后，他们的社会福利将在户籍地落地，无论他们的生活顺利还是坎坷，身在广州的王连权和同事都常常鞭长莫及，“像断线的风筝。”王连权无奈地说。除了专项救助基金，为了让流浪者在返乡后跟上社会的运行节奏，王连权和团队做了很多努力，在广州市民政局的支持下成立流浪救助专业委员会，也与流浪者的户籍地联络，加强源头治理和跟踪回访。
对王连权而言，社会工作并不是在小花园里做展品，让人一眼就能看到成果，而是润物细无声。“点亮别人的内心，是消耗了自己的能量的。”面对流浪者的反复，王连权也曾困惑。追求“普世”一度是他的心愿，现在他已经放下。“在内部做督导的时候，我常说一句话：救助一人，幸福一个家庭。社会工作不可能帮助所有的人，可能会帮助一部分人。”
一次，在送服务对象去餐厅就业时，王连权惊讶地偶遇了一位曾经的服务对象。当初，那位服务对象的姐姐得知弟弟的消息从老家赶来时，他决绝地拒绝回家。不久后，他回到老家，恢复了与家人的联系。此次偶遇，他又回到广州，主动做起餐厅的工作。
王连权看到他穿着餐厅的制服，精气神与之前流浪时的面目判若两人。
“我们感觉，要能救助一个人就好。”王连权说。
▲社工护送流浪者进站返乡 图/受访者提供
“他们的过往与我们的助人行动无关”
面对不同处境的人，王连权和团队采取不同的方式伸出援手：有人只是暂时遗失财物、流落异地，通常通过救助站或社工数次跟进便能顺利结案；也有人因深重的家庭心结长期自我封闭，拒绝一切救助，对他们而言，长期的定期探访和耐心交流比物质支持更为重要。最漫长的一个案例，团队跟进了五六十次，历时三年。
不管是哪种情况，前提都是：先放下偏见，先伸出手。
就像老王，一个75岁的流浪者。身份证上的信息让人感觉错乱——那属于另一位已故老人。他写字工整、口才流利，脑溢血、乙肝却让他无法独立穿衣、进食，救助站在法规允许下继续照料他。几经努力，他才放下防备，讲出真实姓名和家乡：被收养的流浪儿，高中毕业，曾经经商。辗转多年，他才被社工确认身份，最终回到家乡。
王连权从职业角度出发认为，流浪者的过去如何，与助人行动无关。“流浪者是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的过往不应影响我们的行动。”即便像老王这样有不堪经历的人，也承载着自己的苦楚。
在强调效率和发展的时代，这些流浪者的生存情况往往被简化为社会问题的注脚。有人因家庭变故流离失所，有人因身心困顿漂泊无依，有人因命运捉弄徘徊街头。这些人生故事也折射出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议题：城乡流动、家庭裂变、社会保障、精神健康，等等。
王连权尝试书写这些流浪者的口述故事。2023年，他出版小说《城市隐者》，以工作经历为素材；2025年，他编撰的《归途：流浪乞讨者口述史》出版。写作对他而言是一种自我陪伴，“对自己有个回应。”
大学毕业后，王连权在黑龙江省的一家国企工作，做过车间工人、厂办秘书，又调到大庆电视台，后来被派到广州，辗转开办文化传播公司。天南海北的经历让他思考：作为个体，我能为社会做更多贡献吗？
2007年，他到云南临沧支教一年。2011年，他加入心理咨询师创办的社工机构，开始专职做社工。做流浪救助工作之前，王连权对流浪者并非没有偏见。2012年前后，读高中的女儿常看到一位老人在放学路上的十字路口乞讨。放学前，王连权会替女儿准备好给老人的一元零钱。起初他有时准备硬币、有时准备纸币，后来意识到在交接硬币时女儿的手会接触到乞讨老人，他便只准备纸币，到家后再嘱咐女儿，“要不洗个手？”
2013年，他创办鼎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两年后，在政府购买服务的推动下，他专注于流浪救助领域，先后承接广州救助管理部门和救助管理机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二十余个。
▲王连权探访流浪者 图/受访者提供
当我和王连权走在阿明三轮车的背后时，王连权坦言，他也担心阿明的身体和未来的打算。
阿明家里还有一个小他七岁的弟弟。2012年，阿明的弟弟不愿继续上学，整日在外游荡。阿明托人给弟弟买了张绿皮火车票，把他叫来了广州。阿明带着弟弟一起去寺庙乞讨。他坐在低矮的滑板车上，“只有坐得足够低，别人给钱才会给得多些。”天正下着小雨。为了露出乞讨用的水桶，阿明没有打伞。弟弟站在一旁，看着他在雨中乞讨的模样。阿明看到，弟弟在哭。不久后，弟弟回到老家，读完了高中，也读完了大学。
在流浪乞讨的这18年里，阿明曾为家里筹了3万块钱。阿明长期向父母隐瞒自己在广州的真实情况，谎称自己是在“摆地摊”或“卖花”。直到2024年春节，流浪朋友小辉出车祸，阿明请父亲来广州照顾小辉，父亲在庙里亲眼看到阿明乞讨，才得知真相。“我这么多年都没向我爸爸公布过我是一个流浪的乞丐，我父母都不知道，然后这一下子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母亲劝他回家，“我妈经常讲，妈妈永远是你避风的港湾……我说我知道，我说我现在还能坚持……”阿明担心自己回家后没什么事情可做，而钟表城已经是他的一个家。
再次出发去钟表城之前，阿明在城中村的家中谈起一则让他心痛的新闻：一名大学生因多付了九百多块打车费而轻生。他非常心痛，“我自己都这个样子了，还在厚着脸皮活着啊。你说你们的大脑、你们的学历金领速配，你们的各方面都要比我优势很多，为什么不好好地活着嘞……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比什么都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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